生命源頭的影響

若有人問我做個好醫師的條件是什麼，我會說當個好醫師就是要先當個好人，這樣的信念來自我生命中兩個重要的源頭，首先是我的基督教信仰教導我要效法奉獻的精神，歷史上諸多行醫者如史懷哲等人都是傳教士，秉持著往人群中走去、照顧有需要的人的理念，因此行醫自然要將救人視為第一要務。

第二個重要的影響來自我的家庭，我的外婆是中醫師，所生的孩子包括我的舅舅和母親，在長成後也繼承衣缽走上行醫之路，後來隨著大陸動亂輾轉遷居來到台灣高雄，我的母親繼續以婦產科醫師的身份為大家接生。我自小在位於家中的診所中長大，對母親與患者的互動習以為常，許多時候還分擔了為患者掛號或帶領進出診間等工作。

在那物資貧瘠的年代，許多人無鞋可穿，至多就一雙木屐到處走，自然沒有多少能力負擔醫療費用，我看著母親還是不時騎著腳踏車出外接生，所到之處不只是富貴人家，更多的是低門矮戶的簡單房舍，甚至是牛寮、瘋人院等平常人避之唯恐不及之處。當窮苦人家為醫療費用惶恐時，她甚至不收診金，好幾次下來，反倒是感恩在心的患者家庭見到醫師收入不豐，努力想辦法湊錢把醫藥費還上了。

走上牙醫之路

身處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，我自然而然的立下了想當醫師的心願，但早年學醫管道不多，激烈的入學考試中我獲得的分數並不足以進入醫科，本想選取同為高分科系的藥學系，此時我的父親很睿智的提醒我：「牙醫系的分數雖比較低，但你最初想當的是醫生不是嗎？牙醫也是醫生啊。」我回頭檢視初衷，自此走上牙醫之路，其實這是命運奇妙的安排，正所謂上帝關了一扇門卻會為我們開一扇窗，怎麼也沒想到當初沒有多少人想唸的牙醫系，會在醫療五大皆空的今天成為醫學生搶手的出路選擇。

早年進入高醫大學就讀時，大環境很艱困，連附設醫院都還只是位在六合路的小規模醫院，就可想見早年的校園環境以及師資的欠缺了。在這樣的狀況下，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學生要不是想辦法轉往資源更充裕的地方，就是受不了過程中的辛苦而放棄，以我那一班來說，一開始30人組成的班級，真正撐到畢業的竟然只剩下9個人。我與其他同學也曾通力合作，期望透過各種管道爭取到更好的師資，可惜天不從人願。在我受到打擊時，我默默立下心願：「將來我學成了，若到時我有機會也有能力，我會回來學校奉獻一己之力」。

赴美求學後回台

要實現這個心願的第一步自然是要充實自己，於是我在當兵和短暫於中興醫院服務後，動了出國念研究所的念頭，恰好那時遇上我國退出聯合國事件，移民風潮大盛，在父母親的支持，以及妻兒容忍下(當時國家規定是一年內不可接親屬到國外)，我飛抵美國芝加哥求學，這一去就是八年。異國他鄉的辛苦不曾少過，但熬著熬著也取得了美國的學位、教職、醫師執照和公民資格，後來甚至連父母親、手足和太太小孩都帶往美國，算是全家人移居美國了。

生活看來安逸無缺，可是身為教徒的我從未忘記行醫者該有的精神，加上那幾年陽明大學醫院院長韓偉博士多次到訪芝加哥，每次與在美的醫事人員見面時，他總是耳提面命的希望大家能回家鄉貢獻所能，於是我下定決心回到台灣。返台那年又是動亂不斷的歲月，先是有台灣與美國斷交、美國改與中共建交的大事，接著又發生美麗島事件，人心惶惶下許多人忙著移民，上自我的父母親、下至我的孩子們，對於我返台的決定都抱持反對的立場。

我終究還是選擇回到母校服務，這一待就近40年，除其中出國進修博士的短暫三年外，我就以一輩子高醫人的身份在學校與醫院服務。這其間歷任多項職務，例如系主任與學務長等等，棘手的事情當然少不了，印象中就以勸阻學生跳樓一事最為驚險。幸好快樂的事情也很多，例如爭取人力與物力壯大牙醫系與牙科，嘉惠更多學子與患者；在艱困的國際環境與中共打壓下，身段柔軟但堅持的爭取到口腔顎面國際會議在高雄舉辦的機會，為台灣爭取國際曝光度，也減少南台灣醫事人員要舟車勞頓北上的辛苦。

秉持信念當醫師

回看這一輩子的牙醫之路，我最想提醒學生的還是生命教育和醫學倫理，或許今日因收入因素讓牙醫成為醫學生的熱門選擇，但我們切不可因此就違背從醫之初心，必當謹記著「視病如親」與「視病如師」。前一句話較易懂也較常聽見，就是要我們將心比心，而後一句話則更有深意，這裡的「病」指的是「病人」，更是「病歷」，提醒我們病歷是最好的老師，當患者帶著多重疾病、長年累積下來的厚重病歷來到我們眼前(尤其是現在多已透過電腦建檔，更難感覺到病歷的沉重和意義)，我們切不可因嫌煩瑣而輕忽了，要知道患者是以他們的肉身和多年磨難累積病歷，來到我們眼前，充實我們的能力，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行醫之人。

這就是我的信念，多年來深藏在心，如傳道者般的背負著，一步一步走這條漫長的白色巨塔之路。